写作这事儿，对我来说，多少有一点宿命的色彩。     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父亲总是熬更守夜地伏在案头写作，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常常坐在父亲的膝盖上，听他大声朗读他的得意之作。那些冗长深奥的句子虽然我还无法理解，但我喜欢父亲生动的表情和富有节奏的声音，喜欢那种被浓浓父爱包裹的感觉。这种满足，并不亚于在甘蔗成熟的季节，我和姐姐围着父亲坐在院子里，吃着他从一根长长的甘蔗上，啃出的一个又一个小小的“糖人儿”。 一直以来，家里的经济都不很宽裕，可父亲仍用微薄的稿费为我们订杂志，《儿童时代》、《巨人》、《萌芽》、《青年文摘》，伴随着我和姐姐一天天长大，这些被我们反复翻看的书，寄托了父亲对我们殷殷的希望。     写日记是从初三开始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很迷三毛，喜欢读她的文章，向往她那种自由无己＝羁的生活，并梦想有一天也能像她一样四处流浪，走遍世界。由于学习的缘故，中学时代的日记我写得断断续续，但是因为父亲对我很尊重，从来不会偷偷地看，我可以尽情地写。这成了我对自己感情的最初的开发和解读。     上大学以后，我开始定期地写日记。身处异地的思乡情结，远离亲人的寂寞心绪，以及对前途的迷惘和困惑，倾泻成厚厚的四大本。而从日记中溢出的情感，则变成了一封封长长的书信，和一篇篇充满真情的文章。     还记得我的第一笔稿费，二十元，寄自家乡的一个小报社。我用它在校门口的书店里，慎重地买了一本精装的《简爱》，因为这是我当时最想拥有的一本书。     后来喜欢池莉，喜欢毕淑敏，于是一笔笔的稿费又买了她们的书，和其他更多的书。然而读得越多，写得却少了。随着毕业工作、恋爱结婚，生活的积累和知识的积累渐渐在脑中沉淀下来，回头去看，才发觉以前的文章多么地幼稚和肤浅，而想要提笔再写，又似乎还未蓄够力量。     我眼里的文学创作道路，如遥远的北方丝绸之路，神秘辽远，充满艰辛。而诱惑我也许最终要朝它迈步走去的，是丝绸才有的高贵质地。